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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8年前武大论文《<汉谟拉比法典>与商汤关系新论》，看伪史论的荒谬

近日，武汉大学因校内学生杨某的性骚扰案被推至舆论焦点。随着事件发酵，杨某前期硕士论文中虚构法律、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被深扒，引发公众对该校学术严谨性的讨论。与此同时，一篇18年前武汉大学的论文《<汉谟拉比法典>与商汤关系新论》也意外重回视野——这篇提出“商汤即汉谟拉比”的论文，其论证逻辑与当下盛行的“伪史论”如出一辙，值得细细剖析。

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颇为惊人：中华文明源于美索不达米亚，《汉谟拉比法典》即商汤时期的《典宝》，甚至直接断言汉谟拉比与商汤是同一人。为支撑这一结论，作者做了一系列“对应”：年代上，称汉谟拉比在位纪年与商汤伐桀年代高度吻合；人名上，将汉谟拉比对应商天乙、辛·伊丁拉姆对应伊尹；地名上，把Babylon等同于商王都亳、Isin比附有莘氏；连衡量单位和官职也强行挂钩，说20布尔灌溉田对应20亩养老水田，VGVLA·MARTU类似甲骨文中的“多马”将军。

但这些论证看似有板有眼，实则漏洞百出。从考古实证来看，中华文明的独立脉络清晰可辨：良渚的玉器、陶寺的观象台、二里头的宫殿遗址，层层递进的文化层印证着本土发展轨迹；甲骨文与楔形文字分属完全不同的文字体系，造字逻辑、书写方式毫无传承痕迹；商周青铜器以礼器为核心的纹饰体系，与两河流域兵器主导的青铜风格更是天差地别。如此跨越文明的“身份绑定”，缺乏任何实物互证，更像是文字游戏而非学术研究。

这种论证方式，恰恰暴露了“伪史论”的典型套路——不以证据为基石，全靠话术和主观臆断推翻既有结论。当下的“伪史论”者更是如此：他们全程没有提出任何实际证据，仅凭质疑和话术，一张嘴就否定既有证据形成的文明链条。比如质疑埃及莎草纸能保存千年，却无视沙漠干燥环境和科学测年数据；否定古希腊文明存在，却拿不出任何颠覆性实证；甚至编造“蒸汽机源自中国”的谣言，靠断章取义的只言片语混淆视听。就像这篇论文把商汤与汉谟拉比硬凑成一人，“伪史论”的本质，都是用碎片化的“巧合”替代完整证据链，用怀疑精神取代学术逻辑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类观点看似在讨论历史，实则消解了文明的独特性与连续性，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错误。中华文明确实吸收过外来养分，小麦、黄牛的传入，冶金技术的交流，都是考古证实的事实，但这与“文明西来说”是两码事。从贾湖骨笛到河姆渡稻谷，从甲骨文的连续传承到礼乐制度的一脉相承，海量证据构建的“文明主体性”，绝非几句牵强的“对应”就能撼动。

面对“伪史论”造成的认知混乱，国家已对部分违法账号进行封禁，但从目前来看，其影响仍在扩散，甚至愈演愈烈。这篇18年前的论文或许只是个例，却折射出“伪史论”对学术的潜在侵蚀。学术研究允许大胆假设，但必须以小心求证为前提——没有考古实物、文献互证、科学测年支撑的观点，再新奇也只是空中楼阁。公众面对这类“惊世结论”时，更需保持理性：辨别历史真伪的标尺，从来不是脑洞大小，而是证据的扎实程度。

唯有坚守“以证立论”的底线，才能真正读懂文明的脉络，在交流互鉴中守护好自身的历史根基。